我是一名天津市政协委员，也是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人民调解员。2020年，天津二中院成立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以此为基点，不断拓宽平台、畅通渠道，与各调解组织建立联动机制，吸纳各行业人员加入人民调解员队伍，实现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和律师调解全覆盖。而我，就是此次聘任的30名人民调解员之一。

干调解员这几年，我经手调解了各类案件近百件。但说起让我印象最深的案子，却不是标的额几个亿的那种“大案”，而是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小案”。

这起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60多岁的小区业主李大爷因对物业提供的服务不满意，比如车位又小又远、出行不便、绿化质量不高等，而拒缴物业费。物业公司则认为，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服务，车位是早就设计好的，绿化树也是按照之前的承诺进行栽种的，便一纸诉状将李大爷告到法院。一审判决后，李大爷不服，上诉到了天津二中院。

案件经过诉前调解程序，分到了我手里。这个案子乍看起来和其他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没什么不同，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车位还好说，是早就规划好的；可绿化，只能看到种没种，但种什么、活不活，这不太好衡量。我仔细研究案卷，发现了案子特殊的地方——上诉人李大爷退休前从事园林绿化工作，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认为物业在绿化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种植植物的季节、方法等都不对。

调解的目的表面上看是节约诉讼资源，深层次看还是要案结事了，不激化矛盾，不留矛盾。我觉得，调解需要找到双方共同关注的那个“结”，说不定轻轻一“拉”，“疙瘩”就解开了。而庭审记录中李大爷的一句话也让我眼前一亮：“物业栽树的时候，我看到了，在现场告诉他们这个季节种不活，他们不理我。”

调解工作中，“利益”是核心，双方之间的利益如果不可让渡，绝对调不成。这起纠纷的关键明显“不是钱的事儿”，李大爷对小区很有感情，倒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综合分析后，我认为，这次双方有的谈，于是开始“背靠背”做双方的工作。

“您想换物业吗？”我问道。

李大爷摇了摇头。

“您那么爱小区，大家都有样学样不交物业费，要是没钱维护，这小区可就真不行了。”我又说。

李大爷还是不吭声。

于是，我又找到物业公司：“人家业主提建议你们怎么不听呢？”“你们的绿化是不是存在人家指出来的那些问题？”“大爷也不是差钱，不交物业费确实有他的理由。”

“我们确实不太懂怎么绿化。”一番沟通后，物业公司负责人也不再认为李大爷是无理取闹。

调解工作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情绪”，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情绪对立更加激烈，一定要让当事人把情绪发泄出来。    

我陪着李大爷喝完两杯水，听李大爷把委屈说完，我适时问道：“您看这物业费要不然咱缴上？”

李大爷犹豫了一下：“那个车位离我们楼挺远的，设计得不合理，我年纪大了，腿脚不行。”    

听话听音，我觉得这时候火候差不多了，李大爷需要的只是一个“台阶”。“您看咱要不然退一步，和物业协商换一下车位的位置？”    

李大爷这次答应得挺痛快：“行，他给我换，我就交物业费，车位差的钱我也给补上。”    

我赶紧趁热打铁去征求物业公司意见，经过一番协调，物业公司也同意了李大爷的要求。双方签完调解协议，李大爷当场就把物业费缴了，乐呵呵地说：“我明天就去物业教你们怎么种花草！”物业公司负责人也笑着应：“热烈欢迎您来！”  

调解工作确实不容易，都说“小案”不小办，“小案”也不能小调。作为律师，在工作中，我要为我的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协委员，我要了解和反映群众的需求；但作为调解员，我要做好居中平衡，这种思维逻辑的转换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但该我来值班时我一定会来值班，这是我作为政协委员、作为法律人的社会责任。而调解的过程，也是我持续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