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会员搭建信息中介、资源共享平台。其将付费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将提供服务的平台称为“雷锋社群”，将自己注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有“雷锋会员”“雷锋社群”“雷锋书架”“雷锋资源”文字的宣传海报和文章，并在公司住所地悬挂“雷锋社群”文字标识，根据级别收取不同年费。据“雷锋哥”微信公众号文章介绍，微信公众号有“30万+”粉丝，“雷锋社群”有1万多名会员。该公司以“雷锋社群”的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会”“电商供应链大会”及“全球云选品对接会”等商业活动。该公司还以“雷锋社群会费”“雷锋社群推广费”“雷锋社群年会参会费”等名目收取客户费用30多万元。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在经营项目中以雷锋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在浙江省内省级媒体就使用雷锋姓名赔礼道歉。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侵害了雷锋同志的人格利益，曲解了真正的雷锋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判决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并在浙江省内省级报刊向社会公众发表赔礼道歉的声明。

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雷锋同志的姓名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雷锋”文字具有特定意义，确系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英雄姓名。为了商业目的，在“雷锋哥”微信公众号中使用“雷锋社群”和“雷锋会员”，宣传“资源共享，互帮互助的雷锋精神”口号，明知英雄的姓名具有特定的意义，仍擅自将其用于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行为，侵犯了英雄的人格利益，实际曲解了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雷锋精神。

陈某某系梅河口市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热电公司）职工，2020年7月25日下阀井作业发生缺氧窒息。在阀井附近菜地干活的王某某，收到陈某某妻子求助后，迅速下井救人，但其救援并未成功，自己也因窒息昏倒在地。后王某某经救治后恢复意识，陈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梅河口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将此次陈某某窒息死亡事故认定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经吉林某司法鉴定所鉴定，王某某未构成伤残。王某某诉至梅河口市人民法院，要求某热电公司承担医疗费、护理费等。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某为救助某热电公司职工使自己受到缺氧窒息的侵害，其行为构成见义勇为。王某某因此受到的损害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决某热电公司赔偿王某某经济损失4万余元。

该案用鲜活的案例回应了救人未果但受损亦应得到赔偿的司法理念，是弘扬“舍己为人、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体现。王某某是为救助某热电公司的员工受到损害，其窒息原因与某热电公司管线作业环境存在危险因素直接相关，某热电公司作业环境严重缺氧客观上造成了救助人和被救助人的损害。虽然本案的加害行为非“人为”所致，但危险作业环境仍属加害行为的一种形式，故王某某的权益损害与某热电公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梅河口市人民法院综合考量王某某受损与某热电公司的因果关系等情况，依法认定某热电公司为侵权人。本案中王某某在没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前提下，面对他人的危难，勇敢挺身，王某某的救助行为虽然未能成功使他人转危为安，但法律应当鼓励这种见义勇为行为，救助成功与否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罗某2就职于某环卫公司，从事环卫工作。2015年6月29日，罗某2因突发脑溢血入住荆州某医院治疗。2015年10月13日，某环卫公司以病情较为稳定为由，为罗某2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脑出血、左侧肌体偏瘫。2015年10月13日至15日，荆州市某救助管理站护送罗某2返乡，接收单位为四川省某救助站。该站接收罗某2后即安排罗某2入住岳池某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脑梗塞后遗症期；2.急性支气管炎。2016年10月1日，罗某2因脑出血、中枢性呼吸衰竭死亡。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罗某2再次突发脑出血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尚未治疗痊愈，长途遣送回乡的做法与导致其治疗迁延、病情加重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罗某2之子罗某1起诉称，其父在工作时受伤入院治疗，某环卫公司在尚未治疗痊愈时就将其遣送回乡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某环卫公司在罗某2的病情尚未治愈、未查清罗某2亲属的情况下，将行动不便的罗某2护送返乡的行为是对劳动者健康权不尊重的行为。该行为虽未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但导致了治疗延误、病情加重，应当按其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遂判决某环卫公司被告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事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劳动者应当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认真工作、辛勤劳动，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尤其是对于劳动者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本案中，用人单位无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将其从重症监护室接出，并以不符合实际的理由申请救助，将劳动者长途遣返，是对劳动者健康权的不尊重。本案的审理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向被用人单位“甩包袱”的患病劳动者传递出最真诚的司法温暖。案件引导用人单位需充分尊重患病劳动者的健康权，为患病劳动者办理出院时，应当遵医嘱并及时通知住院劳动者的家属。本案裁判结果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构建劳动者爱岗敬业、用人单位诚信守法的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原告张某某于2006年4月份应聘至被告单位祁阳县某清洁有限公司，在合同期间被安排在祁阳县政府机关事务局从事保洁工作，但被告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9月28日，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障中心通知被告祁阳县某清洁有限公司补缴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余名保洁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被告在员工微信群里发消息称，自己可以买或等政府批了再买。原告于是从被告处拿《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到祁阳县劳动社会保险中心缴纳了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之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补缴的社会保险费，双方协商未果。原告向祁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祁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不属于仲裁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与其他十余名保洁员遂向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自行缴纳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的，依法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法律关系不改变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被告某清洁有限公司系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为原告张某某承担社会保险费，判决被告祁阳县某清洁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张某某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共计5万余元。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劳动者的用人单位，无论用工单位是否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费，都应当依法及时为劳动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因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不明导致某一时间段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不能以此为由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本案中，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自行缴纳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的，不属于一般的社会保险纠纷。本案原告虽然以劳动争议案由起诉，但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按照不当得利纠纷予以审理，没有要求原告另行提起诉讼，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依法判决被告祁阳县某清洁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张某某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及滞纳金，兼顾事理、法理与情理，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戴某某生前系临沧市住建局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派驻到云南省永德县参与脱贫攻坚。2019年9月3日8时40分，戴某某被同事发现昏迷在房间后随即被送医救治。9月4日10时40分，经医院会诊，戴某某被诊断为：脑梗死、脑疝形成，同日23时20分，出现“双侧瞳孔散大固定、无自主呼吸、疼痛刺激无反应”的体征，被医院确诊脑死亡。戴某某家属决定人体器官捐献，报经批准后继续对戴某某行器官维护处理。9月5日14时30分，对戴某某行脏器取出手术，完成器官捐献。同日15时28分，临沧市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宣告戴某某死亡。9月16日，临沧市住建局向临沧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临沧市人社局认为根据临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判断，戴某某从突发疾病到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规定，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临沧市住建局向法院提起诉讼。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认为，在人体器官捐献情形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适用，应当以诊疗机构确认的脑死亡时间作为死亡时间。在确认戴某某人体器官捐献前是否符合视同工伤情形时，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出具的诊断证明、临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说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等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关于戴某某死亡时间的认定。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市人社局提起上诉，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某某在履职过程中，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其生前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长期坚守在最艰苦的岗位上。他以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戴某某去世后，其家属延续了戴某某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决定将戴某某的人体器官捐献给社会，以延续他人的生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益，引导人民向善向上，法律适用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因当事人自身的善举而使其失去本应获得的合法权益，更不能使社会公益之举受挫。在人体器官捐献的情况下，以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诊断证明认定戴某某的死亡时间，不仅符合法律规定和医学伦理，也更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倡导公民敬业奉献、存善心、行善举。

原告宋某某已逾古稀之年，共生育四个子女，现均已成家。原告独居在政府安置房，缺乏劳动能力，体弱多病，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微薄的退休金。自从被诊断为慢性肾病、宫颈癌，原告花费巨额医疗费，生活愈加困难。四个子女平时鲜少登门探望和问候，原告深感晚年的寂寞和凄凉，与儿孙的团聚成为一个老人的奢望，只能暗自垂泪。原告宋某某不得已只能诉至法院，要求四个子女常回家看看，给其以精神慰藉或每月至少打电话问候一次。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认为，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父母可以主张子女履行定期探望等精神赡养义务，判决被告熊某等四人每月应至少前往看望或电话问候原告宋某某一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空巢老人不断增多，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做好独居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涉及的精神赡养问题更加复杂，也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老年人的赡养，是否付给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金钱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还包括老年人精神情感的慰藉和情感的陪伴。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常回家看看”。本案中，人民法院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引导子女履行其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判决子女每月至少前往看望或电话问候原告宋某某一次，能够保证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子女与老年人之间实现“有距离的亲近”，切实保障了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安宁，增进了家庭和谐，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3年9月，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某社区居委会与曹某及其兄弟姐妹签订协议，约定由某居委会定时定员结对子照看关心曹某，每月给予曹某基本生活费，免费看病诊治，逢年过节给予曹某各类生活补助及慰问生活用品等，养老至寿终；曹某现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在曹某寿终后，产权移交某居委会。此后，某居委会按照约定履行了扶养义务。曹某逝世后，曹某的四个子女要求继承遗产，与某居委会产生争议。某居委会遂将曹某的四个子女吴某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某居委会与曹某签订的协议有效；2.曹某名下的房屋、股权、现金、存款归某居委会所有。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认为，老年人自愿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签订的由该组织承担其生养死葬义务并接收、处置其遗产内容的协议，应认定为遗赠扶养协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对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并为其养老送终的，应认定为已经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依法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案涉协议符合法律有关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属于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原告某居委会对被扶养人曹某已尽到扶养义务，判决被继承人曹某安置所得的房屋以及其生前遗留的股权、现金、银行存款本息归某居委会所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我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养老困境愈来愈频繁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亟待全社会协同破解难题。我国法律所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使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居委会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予以确认，对居委会的赡养行为作出认定，充分肯定了居委会对老人养老送终所起的作用。本案的审理不仅实现了个案上的公平正义，更能够倡导全社会积极助力养老，让“不尽孝者少分或者不分遗产”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有力地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让崇尚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全体社会的良好风尚。

原告黄某等人与被告刘某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将某商品房工程的泥工工程量发包给被告刘某，同时约定刘某可在该工程商品房中挑选一套商品房抵扣工程款。据此，刘某根据约定，实际占有、装修并入住案涉房屋。装修过程中，刘某擅自改变案涉房屋布局，将卫生间拆除，又将厨房改为卫生间，导致案涉房屋的卫生间正对楼下商品房的厨房。后因工程价款问题，案涉房屋未能过户到刘某名下。原告遂以此影响案涉房屋再次售卖为由，向刘某提出恢复原状之诉。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业主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后，为了充分发挥房屋的使用价值，提高房屋的利用率，可对房屋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合理的优化和改进。但业主就自己的专有部分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利的同时，应承担不得危及建筑物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义务。其义务包括不得实施违法改建、扩建，改变专有部分本来用途和使用目的，以及违反当地生活习惯和善良风俗等不当损毁和不当使用的行为。据此，判决刘某将厨房改造的卫生间恢复原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集约节约用地的背景下，相邻关系纠纷日渐多发。在相邻建筑改造中，权利人利用不动产实现利益是法律给予个人自由的体现，法律保护权利人自由的正当行使。但是，行使权利的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应受必要限制，限制是为了使权利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处，从而保护安定的社会秩序。本案中，厨房和卫生间的功能明确，对其建造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且根据城乡建设部强制标准“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餐厅的上层”。被告将厨房改造成卫生间违反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同时，基于卫生间的特殊用途，会让楼下业主产生不舒适的感觉，可能会导致心情压抑，降低生活品质。人民法院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提升了治理效能，而非一判了之、强制履行，既保障相邻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维护社会基本单元友好关系，有助于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弘扬守望相助、崇德修睦的相邻美德。

范某某系案涉车位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相应的物业服务企业是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范某某与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物业服务等内容,并约定未尽事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范某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向供电企业申请在案涉停车位安装充电桩时，被告知申请材料中应当包含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出具的同意该业主在其停车位安装充电桩的证明，范某某遂要求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但被拒绝。范某某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认为，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停车位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约定，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范某某申请在其停车位安装充电桩，按供电企业要求，需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出具证明，该“出具证明”为前述协议第四条规定所涵盖，属于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应当履行。故判决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范某某出具同意在其停车位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健全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能源汽车属于“绿色产品”，对于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推广，配套设施建设尤其重要。民法典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绿色原则。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充电设施建设时予以配合，提供便利。本案通过适用绿色原则，论证协助义务与物业服务合同义务性质的一致性，进而将“协助义务”纳入“义务群”，并通过对协助义务的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参照国家鼓励性政策对充电桩的环保性质和功能予以确定，在排除阻却事由确保客观可行性情况下，判决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协助安装充电桩的义务。

被告谭某某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公司，2017年2月至2020年3月，谭某某在网络平台发布关于河南某补胎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某补胎公司）的贬低性言论共计65条。某机动车维修业服务中心出具调查报告证明未发现河南某补胎公司有违反《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行为，谭某某针对河南某补胎公司在网上发表的均为不实言论。河南某补胎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谭某某停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消除影响；就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声明，公开赔礼道歉等。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河南某补胎公司与谭某某所经营的河南某汽车维修服务公司，经营范围基本相同，属于同业竞争者。谭某某长时间持续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贬低河南某补胎公司的言论，且在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证明其举报问题不存在的情况下，谭某某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相关言论，可以认定谭某某实施了编造、传播竞争对手的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的行为。因此，谭某某持续对河南某补胎公司进行大量否定性评价，且使用大量侮辱、贬低性语言，客观上对该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造成了减损。这种行为有悖于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谭某某立即停止编造、传播河南某补胎公司的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谭某某在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声明，以消除对河南某补胎公司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赔偿河南某补胎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共计16万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随着我国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剧，在利益驱使下，同业经营者公开散布传播虚构事实，恶意贬低竞争对手，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以互联网为媒介，商业诋毁行为层出不穷且形式多样，行为人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简单编辑发布一则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便可以吸引庞大消费群体关注，甚至引起社会舆论，给受害者带来严重损害。因此，经营者在发布有关竞争对手的言论时，欲达到的目的必须正当，所依据的事实必须客观，其陈述的内容必须真实，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本案明确产生误导、损害商誉的虚假事实的认定标准，对于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诚信经营，维护社会秩序，优化营商环境具有指引意义。

“某某单车”系由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公司）运营的共享单车。根据使用规则，在用户使用前，系统会提示用户勿在服务区外还车，如用户在服务区外还车，会产生相应的调度费，还会显示服务区划分及规划的详细解释。用户骑行前扫码后，会再次弹出相应多项规则，其中，超区调度费标准为：服务区内开锁骑行至服务区外还车将收取调度费20元，服务区外开锁骑行至服务区外还车将收取调度费10元。2019年11月，武某某骑行“某某单车”至某小区门口锁车。因该处为服务区外，某网络公司遂收取武某某调度费10元，后武某某将该车辆又骑回服务区内并锁车。庭审中，武某某对10元调度费的收取表示认可，但认为自己在24小时内将车辆骑回服务区内，某网络公司没有实际产生调度的事实，故应将调度费退还。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为武某某的两次骑行系独立分开的两个合同行为，其将涉案单车骑行至服务区外上锁停放时即已经违反使用规则，违约行为已经实际发生，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或未经某网络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违约责任不因武某某再次扫码开锁将同一辆单车骑回服务区内而免除。据此，判决驳回武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共享单车快速发展在便利低碳出行的同时，也为城市治理带来挑战。共享单车企业通过划定区域、制定使用规则、收取相应费用等方式进行自治有利于社会公共治理，但共享单车企业收取相应费用应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对于如何认定费用性质提出了详细的判定规则，即应结合诚信原则以及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从文义、合同约定、合同目的等要素综合认定。本案裁判回应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肯定和鼓励共享单车企业通过合同约定方式辅助社会公共治理，对于倡导消费者诚实守信、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2018年6月至12月，姜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产品广告，宣称该产品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该产品实为普通食品，不具有任何治疗疾病功能。2018年12月17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姜某某进行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姜某某罚款10万元。姜某某不服，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12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姜某某仍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姜某某长期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虚假广告信息，将属于普通食品而非药品的富迪小分子肽，虚假宣传能够治疗疾病，混淆药品和普通食品的区别，误导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或患者，尤其是辨别能力不强的老年人，很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机，给消费者或患者带来无法挽回的人身损害，依法应当予以处罚。故判决驳回姜某某的诉讼请求。

虚假药品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行为人通过朋友圈大肆虚假宣传普通食品能治疗各种疾病甚至“包治百病”，误导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或患者。分辨能力较差的老年患者，甚至重症患者信以为真，购买大量产品，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最后落个“人财两空”。姜某某等人长期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虚假广告信息，误导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或患者，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还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在朋友圈进行虚假宣传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本判决既打击了虚假广告行为，又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7年9月7日晚8时左右，齐某某因感觉头晕到孙某某经营的药店买药。齐某某服下硝酸甘油药片后出现心脏骤停现象，孙某某即实施心肺复苏进行抢救。齐某某恢复意识后，由120救护车送往康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右肺挫伤、低钾血症，共计住院18天。齐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孙某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9千余元。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某系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虽然救助过程中导致齐某某身体损害，但没有证据证明齐某某心脏骤停与服用的硝酸甘油药物有关。且孙某某具有医学从业资质，给老人进行心肺复苏造成肋骨骨折及肺挫伤无法完全避免，其救助行为没有过错，不违反诊疗规范，故孙某某作为救助人对齐某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

善意施助，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近年来，因助人为乐而惹上“官司”，为救济他人而招致自身受损等情况并不罕见，“扶不扶”“救不救”已然成为社会热议话题。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判决符合立法本意及价值观导向，为救助人保驾护航，无需因顾虑承担责任而放弃救助，倡导社会公众互帮互助，调动民间力量，在危急关头第一时间开展救助，为挽救人民生命安全争取时间，使“救不救”的问题不再成为拷问人心的艰难抉择，对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引导意义。

上海地铁2号线由被告上海地铁某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被告淮安市某保安服务公司负责地铁2号线龙阳路站的安全保障工作。2018年10月4日，原告张某进入地铁2号线龙阳路站3号口安检区，安检人员请原告将随身携带的小包上安检机安检，原告未予配合，并强行走向地铁闸机。该安检人员进行阻拦时原告突然倒地。事发后，原告至医院就诊，诊断结果“左膝髌骨脱位”，为此支付医疗费若干。原告认为二被告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人民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为，原告因拒绝安检遭阻拦而倒地受伤，且安检人员未使用暴力或存在其他过激行为，其阻拦原告进站系履行安检职责的行为，并无不当。被告未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原告要求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既是法律制度、公序良俗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尺。地铁作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进入地铁前接受安保人员的安全检查，既是公众达成的一项社会共识，同时也事关旅客人身安全，该规则应普遍遵守。本案审理认定了公共场所合理安全保障规则的“公序”属性，明确了公共场所参与人员均应当受到规则约束。扰乱公共场所管理秩序，引发自身损害者，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该案明确公共场所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既要注意管理方式，更要积极行使管理职责，树立了正确价值导向，有利于引导公共场所管理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2019年10月11日，某大学在校学生张某某和韦某某参加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分属两队。比赛过程中，张某某起跳上篮时，韦某某亦起跳防守，双方发生碰撞，张某某倒地受伤，韦某某被判犯规。事故发生后，张某某立即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左肩外伤。张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韦某某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6万余元。某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情况说明》，确认韦某某系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犯规。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某自愿参加具有相当风险的篮球比赛，韦某某的防守行为虽然构成犯规但其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涉案篮球比赛为学校组织的比赛，属业余性质的校内高级别赛事，对于业余参赛者能力及犯规行为不能过于苛责。遂判决韦某某无需承担侵权责任，驳回张某某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明确了“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首次从法律层面正式将自甘风险规则确定为法定的阻却违法性事由，保障体育活动参加者自由参加文化体育活动，促进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发展。本案明确体育比赛中犯规行为并非必然导致侵害行为的违法性，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具体标准。本案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要求，在裁判中打破了“有损必有赔”的思维模式，避免脱离具体事实情况和法律原意的“和稀泥”做法，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